苏晶/文 “新型城镇化战略，是实施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城镇化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也是拉动我们有效投资的倍增器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加速器。”国家发改委推进城镇化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吴越涛在9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与实践论坛上这样表示。

在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同样指出，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

中国内需潜力巨大

目前，中国正处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双向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需成为经济发展最大潜力，众多专家呼吁关注内需。

在上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分析，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套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三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互消涨的关系，出口作为外需拉动力强，但是受外部影响大，当出口受到冲击时，投资会迅速代替出口驱动经济增长，内需的贡献力最为稳定。

“我们一度过多利用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最近这些年，我们更加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消费起到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蔡昉说。他认为，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之下，把曾经不太关注的需求侧补充上来，让供给侧和需求侧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内需自身潜力巨大。首先，中国的最终消费占比与其GDP体量不一致。按照官方汇率计算，中国GDP总量占到世界的16.3%，而最终消费只占世界的12.1%。“我们还有4个百分点的潜力可以挖掘出来，它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会非常的显著。”蔡昉说。

其次，农村居民消费与人口占比不一致。2019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6%，占到整体人口比例40%的农村居民在最终消费只占到中国居民消费的22%。蔡昉强调：农村居民消费的提高。是拉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

吴越涛用一连串数据解释了为什么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他分析认为，目前中国每年城镇化率以平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相当于每年有1000万的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必将产生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住房等巨大的投资需求，1.35亿进城的农民以及随迁家属，现在的人均消费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水平，如果他们能在城镇落户或者是稳定居住，每年可以增加消费几千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城镇化的动力依然强劲。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是7.1%，与此相对应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是25.1%，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23%左右。

挖掘内需的两个方向

如何挖掘城镇化对于拉动内需的巨大潜力？上述会议的嘉宾们有不同的看法。

蔡昉给出的建议是加速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蔡昉分析认为，外出农民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收入不稳定，就业也不稳定，由于收入偏低，基本公共服务没有享受到，也抑制了他们的消费。

目前，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然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6个百分点。“即使没有提高城镇化率，只要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缺口填平，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力。”蔡昉说。

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分配，被认为是另外一个刺激内需的策略。蔡昉提供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五等分组中，目前农村居民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的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最低的20%人口收入的8.5倍；而城市居民收入最高的20%，是农村居民收入最低的20%的22倍。

增加农民收入，根本在于找到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分析，中国上一轮的农业化进程遭遇了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农业出现三个重大反常现象。

第一个反常是农业占就业份额与农业占GDP的份额的不一致。在农业强国荷兰、丹麦和日本，农业占就业的份额和农业占GDP的份额随着城镇化进程同步下降，而在中国，二者的下降程度并不统一。目前，中国农业占GDP的份额为6%左右，与国际的趋同，但农业占就业的份额仍将近30%。

第二个反常是中国农业回报率低。按照国际经验，随着农业占就业份额和占GDP份额的双双下降，农业回报率回相应提高，但是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的利润率整体是下降的。

第三个反常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中国劳动生产率低于先进工业化国家，而农业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农业跟其他产业竞争力是等同的。

刘守英认为，以上三大反常，主要原因是农业发展的不经济、即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利用的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