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过程

上世纪60年代，专家们发现了后李官村遗址的存在，进行试掘后又获得了一些别具特色的陶片，此后，考古学者在山东章丘、滨洲、济南等地也发现了类似的标本，这些发现，拉开了发掘后李文化的序幕。为配合济(济南)青(青岛)高速公路的建设，自1988年10月至1990年6月，山东省文化厅济青高速公路工程文物工作队，对后李遗址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共开探访179个，揭露面积约6500平方米，清理小型墓葬189座，大、中型春秋墓各一座，大型春秋车马坑一座，不同时期的灰坑3800余座，另有灰沟、水井、陶窑、房基计40多处，其中的大型春秋车马坑步入了199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行列，在此车马坑基础上修建的中国古车博物馆则成为了全国为数不多的以古代车马为特色的博物馆之一。

2016年10月～2017年6月，为配合济青高速公路的拓宽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九百平方米，并发现后李文化遗存及周代遗存。进一步加深了对遗址的认识。

后李文化遗址

该遗址最突出的特点是文化层次多而丰富，文化堆积厚达2至5米，由上到下共分12层，包含了新石器文化遗存、两周(西周、东周)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三大阶段。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到清代的器皿，首尾跨越了8000年，这些人类生活的痕迹和佐证物，在岁月之手的点化和指挥下，被层层叠压在这一方小小的土地上，这在全国考古发掘中是罕见的，不仅证实了临淄文明的久远，同时昭示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厚和连续。

遗址上分布的"后李文化"，是后李遗址上最早、最特殊、最主要的新石器文化，分为后李一期文化和后李二期文化，发掘中不但出土了房址、灰坑、灰沟、墓葬、陶窑等遗迹，还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角器和蚌器等遗物。

后李文化

后李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该时期的陶器，一期文化的陶器都是夹沙陶，陶胎的质地与当时地层土的成分极为相似，只有极个别掺蚌壳和掺云母的现象，说明当时制作陶器是就地取材;陶器的烧成火候较底，个别遇水即溃;陶色有红褐陶、红陶、灰褐陶和黑陶，红褐陶最多;陶器的纹饰简单，大部分仅见于器物的口部，种类有花边纹、附加泥条堆纹和少量绳纹;陶器的种类单调，主要为圜底器，平底器和圈底器极少；器形有釜、钵、盆、罐、碗、盂、小口壶、实心陶支脚等。这一时期，既没有三足器，也没有彩陶和彩绘陶，陶器中的深腹圜底釜为后李一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总数约占全部陶器的80%，比较独特，这与山东及其周边地区已发掘的其他考古文化截然不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层次。

在后李遗址被发掘和确认以后的两年内，考古学者又在鲁北和鲁西北地区相继发现了10多处同类遗址，对其中的几处遗址进行试掘获取的资料，进一步印证了后李遗址发掘所证实的成果。由于后李遗址本身具有的独特面貌和其群体分布的特征，完全具备了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基本条件，所以，为区别于其他考古文化，文物专家将'后李一期文化'命名为"后李文化"，承载这种古老文化的厚土就是后李文化遗址。

后李二期文化是后李一期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它与北辛文化有一定的共性，如都流行三足器和圜底器，器类都以鼎、钵、小口双耳罐为基础。同时与北辛文化又有较为明显的差别，被认为是属于北辛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

这是山东淄博地区唯一一处以本市内的地点命名的考古文化，为临淄这座在战国时代就闻名世界的故都又增添了深沉、厚重的内涵。

历史意义

在中国，目前公认的新石器文化大约起始于公元前6500年左右，即距今约8500年(最近考古发掘证实，其实际开始年代应当更早)。后李遗址不论是开始年代，还是它的文物特征，都与我国新石器文化恰好吻合，同时又具备其独特性，可以说，后李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文化遗址的代表之一；后李遗址的出土文物虽然在今天看来简单、制作水平也比较低，但是这里的先民在8500年前已经开始制作陶器，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是极高的文明。后李遗址的发掘，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文物所代表的文明程度，还在于它把整个山东地区的文化历史提前了一大步，并最终连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长期以来，由于受资料、实物等诸多条件的限制，考古学者一直把北辛--大汶口文化视为山东地区最早的文化，但是，后李遗址的发掘，将山东文化的发源年代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同时，整个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谱系脉络也从此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即: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