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琉璃生产历史久远。明清以来，颜神镇以其高超的制作工艺，齐全的门类品种，成熟的销售渠道，成为中国琉璃生产中心。这一时期，地方志书及地方文人著作均对博山琉璃予以详细记载，为后人研究博山琉璃文化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博山琉璃有着悠久的的历史。关于博山琉璃的起源，一直以来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博山人口口相传的说法有三种：炼银说、姚家峪说、山西传来说。多年来，围绕着以上三种说法，人们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至今尚无定论。炼银说。相传明永乐年间，颜神镇有一位银匠，在炼银时为了银质纯净，在化银的坩埚中加入火硝等原料。出银后，所剩渣滓粘稠似胶，于是便把银渣滓缠到铁条上，冷却后，美轮美奂，晶莹剔透。这便是最早的博山琉璃。姚家峪说。《聊斋志异》中的《小二》一篇提及：“女为人灵巧、善居积，经纪过于男子。尝开琉璃厂，每进工人而指点之，一切棋、灯，其奇式幻采，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 [1]“赵小二”所贩卖琉璃的地方是“益都县西鄙”。姚家峪村地处博山之西，博山又在古代益都县西鄙。而且，在姚家峪村中一处叫“窑峪”的山峪中发现古琉璃窑址，于是，有人据此推测现在的姚家峪村为博山琉璃发源地。山西传来说。《魏书》《北史》中都有北魏太武帝时月氏商人在平城（今大同）“铸石为五色琉璃”的记载。另据清乾隆四十八年《太原府志》载：“琉璃，出阳曲、交城山中。有矿石，色微红，不甚坚硬，土人取捣成末，如炼硫磺法炼成，以为簪钏环纽之属，五色胥备，间有用以制灯者。今府南关有琉璃店。” [2]可见，至迟在清初之前，山西便有琉璃生产。而且从琉璃的成分来看，山西琉璃与博山琉璃都为“钠钙玻璃”。于是，便有博山琉璃为山西传来之说。那么，有据可查、有迹可循的博山琉璃生产历史的上限究竟始于何时呢？那要从1982年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说起。1982年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天已擦黑，家住山头的淄博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毕思良像往常一样从博山火车站步行回家。当行至位于大街北首第一百货大楼的工地时，他看到了熟悉的景象，尘土飞扬，残垣断壁，砖头瓦块、破烂门窗随处堆放。靠近沿河东路的地方，已经清理出一块空地，工人正在开挖地槽。在一处地槽前，毕思良停住了脚步，他首先看到了一些琉璃残件，待跳入地槽仔细观看，又发现了红土块、炉渣、陶瓷残片等。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博山城市改造的步伐很大，工地上往往有考古发现。毕思良顿时兴奋起来，这似乎是一处陶瓷古窑址。因为早在1978年，就在大街南头土产公司工地上发现过陶瓷窑址。但直觉告诉毕思良，这次看到的古窑址似乎没那么简单，陶瓷窑址中怎么会有琉璃残件呢？这会不会是一处古琉璃炉址呢？事不宜迟，毕思良马上向馆领导作了汇报。于是工地停工，开始发掘。在接下来为期10天的抢救性发掘中，发现了重大成果。在403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琉璃大炉遗址1处，小炉遗址21处。大炉的用途是把矿石熔化成琉璃汁，小炉则是每座生产一种固定产品，其产品主要为簪、珠、环等。在该遗址下面的文化层中，还出土了瓷器、瓷窑窑具和“开元通宝”“政和通宝”“至和元宝”“元□□宝”铜钱各一枚。开元为唐玄宗时的年号；至和为宋神宗时的年号；政和为宋徽宗时的年号；以元字开头的年号，在宋、金、元时有多位皇帝使用过，时间最早的为宋神宗使用过的元丰。根据该文化层出土的瓷器特点，专家将该文化层定为金、元时期。发掘期间，故宫博物院杨伯达先生到现场考察指导；资料整理期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予以了支持；有关样品送山东省测试中心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最终，根据在琉璃炉址地层出土的一枚“洪武通宝”铜钱，并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将此处琉璃炉遗址的年代定格在元末明初。但为什么在该文化层中出土唐开元年间的铜钱，而没有将该文化层的时间定为唐代，文章没有解释。这恐怕是与没有唐朝的典型器物出土有关。但至少可以推断，唐朝以前在这片区域已经有频繁的人类活动。由于遗址地处闹市，当时的条件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钻探和发掘。当时，除了少数专家对此事关注外。似乎在社会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然而，那时所发掘的确实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古琉璃炉址。此事最大的影响，就是应杨伯达等专家的动议，促成了1983年7月13日淄博琉璃博物馆的动工修建。1985年第6期《考古》杂志刊登了淄博市博物馆撰写的题为《淄博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的考古报告。这次考古发现，在博山琉璃史乃至中国琉璃史上的意义非同寻常。然而，由于时间仓促，且受发掘条件等因素限制，还是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如作进一步发掘，说不定会有更加令人震撼的发现。如：明洪武初年，为宫廷生产“青帘”等贡品的孙氏家族已在博山定居，这处遗址，是否就是当时的“御炉”？参与此次遗址挖掘的专家指出，该作坊遗址规模庞大，出土器物在器形及技术手段上都极为成熟，从此推断，博山琉璃的起源或应更早。朱晓丽在《中国古代珠子》一书中，通过大量搜集调研，得出如下结论：“至少从南宋开始，中国的博山琉璃珠与印度的珠子平分了菲律宾的珠子市场。” [3]说明在南宋或更早时期，博山地区已经有琉璃生产，且已形成一定规模。明清两代，博山的琉璃生产与宫廷工场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名副其实的“御炉”。明代宫廷设内官监，是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宫廷工场的管理机构，相当于外廷的工部，其主要职责是采办或监制皇帝所用之物。当时内官监管理的工匠有两种，一种是以囚犯为主，主要担负营建宫殿之类的苦役；一种是“供役工匠”。明朝的制度，人以匠分，根据不同职业，可以分为人籍、军籍、医籍、匠籍等。一旦确定，则必须世代承其役，不能随意改行。供役工匠即指入了匠籍的工匠，又可分为“住坐”和“轮班”两种。住坐匠隶属内官监管理，常年在宫中服役；轮班匠即《颜山杂记》中所说“班匠事焉”的“班匠”，归工部管理。这部分匠人主要从全国各地征调入宫服役。据民国二十年（1931）《颜山孙氏族谱》记载，孙氏家族属于匠籍，于明洪武三年先迁至青州府东关，后又迁至颜神镇，应内官监要求，制作琉璃珠灯、珠帘。孙廷铨《颜山杂记》也记载，其家族为隶属于内廷的工匠，其始祖克让就是内官监的青帘匠，主要负责为朝廷生产珠灯、珠帘 [4]。但是孙克让和其子孙的身份较为特殊，因为明廷中没有设立类似元朝“瓘玉局”那样专门负责监制琉璃的机构，所需琉璃贡品须从颜神镇提供，所以孙氏家族虽隶籍班匠，却并不进京服役，只需在颜神镇生产好琉璃制品进贡朝廷即可。从《颜山孙氏族谱》和《颜山杂记》的记载来看，颜神镇孙氏家族在明初就作为在籍的宫廷匠役，为宫廷提供琉璃贡品长达270余年。当时在颜神镇同样为宫廷服务的还有钱氏等几个家族。颜神镇向朝廷提供的贡品有青帘、珠灯、佩饰等，其中青帘是用水晶色的琉璃料，以氧化钴（回青）为着色剂，制成蓝色管形珠，串成帘子，悬挂于门上，营造出幽深玄妙的气氛。青帘专门悬挂于皇室“郊坛”或“清庙”等尊崇之处，其它场所一概禁止使用。至于为什么要用蓝色，《颜山杂记》的解释是“义取乎青象穹苍，答玄贶也” [5]，以其颜色象征青天，显其尊贵。入清以后，清廷于顺治二年（1654）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孙氏家族“供役工匠”身份不复存在，“青帘”等贡品的生产也自然停止。此后一段时间，博山琉璃供应宫廷的方式多是以贸易的方式进行。清康熙初年，内务府设造办处，负责操办皇宫的造办采办事宜。由于康熙皇帝对西洋玻璃制品非常感兴趣，遂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传旨造办处分设玻璃厂，主要生产玻璃鼻烟壶、瓶、碗、渣斗等器物。起初，玻璃厂中的匠役都由西洋人充任。后来，除少数外国人外，主要从博山征调，所用琉璃料条等，也大都在博山生产。清乾隆二十二年（1756）《工部为咨事都水司案呈先准内务府文》中，提到征用博山炉工何崇福一事：“开养心殿造办处，雇山东博山县玻璃匠何崇福，今因天气炎热，不能烧造，暂行停止，于六月二十日回家，应行工部移转该处。俟九月天气凉爽之时，令伊前来应差等因，当经本部移咨东抚，查照去后，今于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准该抚咨拟玻璃匠何崇福定于十月二十三日起程赴京应役。拟合咨明等因，前来相应知照内务府可也。” [6]何崇福是清宫档案有记载的博山琉璃工匠中的一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承做活计清档》记载的博山琉璃工匠还有郝珍、郝兰、郝海、张坤、李克成、郝志荣、任子久等。虽然博山籍工匠有记载的为数不多，但事实上为清廷服务的博山琉璃工匠却不在少数。这些被征募的博山琉璃工匠，先由府衙在炉行中选拔技艺高超者送到巡抚衙门，再由山东巡抚衙门负责将他们送至工部，交造办处服役。行前，地方衙门会发给他们安家费。在京服役期间，每人每月有3两“工食银”。工匠在造办处工作时，自己在宫内搭伙吃饭，穿自己的家常衣服。遇事外出，则穿宫中发给的“无补袍褂”。回家时，按路途步行天数，每天发给“饭银”7分。博山琉璃工匠长期在清宫造办处服役，在将博山琉璃生产技艺带入皇宫的同时，也将皇宫和外国琉璃生产技艺带回博山。鸡油黄、金红等名贵色料的制作、铁吹筒吹制技术和套料雕琢技艺等，都源自京城。在造办处服役的博山琉璃工匠，要按皇帝亲自指定的样式和数量，来完成各种琉璃器的制作。生产出来的琉璃器，除皇帝自己把玩外，还大量地赏赐给王公大臣和外国国王。这些先进技艺的传入，以及皇帝对工艺的严格要求，对后来博山琉璃工艺技术和制作水平的提升，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来源：博山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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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广播电视台：张姝制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