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4 月 16 日，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家工厂内，工人们在缝制口罩。随着新冠疫情蔓延，美国面临个人防护用品，特别是口罩的严重短缺。为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一家生产围裙的地方企业转型为生产 口罩的工厂。

图/新华

文|Patrick Van den Bossche 贺晓青

2020年4月，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第七次发布美国年度贸易回流指数报告，通过对过去五年的美国制造业数据分析发现，美国的制造业趋势正在发生巨大逆转，其中最为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制造业大规模撤出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LLCs-Low Cost Countries）。

2019年，美国向亚洲14个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离岸贸易伙伴进口的制成品从2018年的8160亿美元缩减至7570亿美元，下降7.2％。而美国国内制成品总产值为62710亿美元，与2018年基本持平。

美国制造业产能保持不变，进口量大幅下降，2019年制造业进口比率 （MIR）为12.1％。这意味着，在美国，国内制造业每生产1美元产值，就会从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价值12.1美分的商品（见图1）。

资料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商务 部经济分析局、科尔尼分析    制图：颜 斌

2018年美国制造业进口比率（MIR）为13.1％。2019年是自2011年以来MIR首次出现下滑，打破了连续五年的增长趋势，也是回流指数发布以来相对进口量降幅最大的一年。事实上，2019年MIR下降幅度高达98个基点，使2019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正98（见图2）。

资料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科尔尼分析

下面花一些笔墨介绍下何为回流指数。

回流指数是用来比较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值数据和从亚洲14个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数据。

为衡量回流指数，我们考察两个方面的数据：第一，从14个传统亚洲离岸贸易伙伴进口的制成品数据，这14个贸易伙伴包括中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中国香港、斯里兰卡和柬埔寨;第二，美国国内制成品生产总值。

然后，用第一组数据除以第二组数据，得出制造业进口比率（MIR）。美国回流指数评估MIR同比变化，以基点（1％变化=100个基点）展示评估结果。

那么2019年回流指数的计算方法就是2018MIR13.058％－2019MIR12.077％=0.98×100=98，即2019年MIR下降幅度高达98个基点。

MIR计算公式中的分子是从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所有制成品进口的总和，从2018年的8160亿美元减少至2019年的7570亿美元，下降7％。这主要是受到美国从中国进口量减少的影响。由于中美贸易战，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减少了17％。MIR计算公式中的分母是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值（MGO），2018年到2019年期间维持在稳定水平（见图3）。

今年98个基点的飙升是科尔尼回流指数过去5年来最大的同比变化。

毫无疑问，这种变化主要是由贸易政策推动的。科尔尼上一年度美国回流指数报告表明，由“美国优先”政策引发的多年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持续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虽然这些政策确实促进了2019年回流指数大幅增长，但并非所有变化都对美国制造业有利，美国制造业仍面临许多重大挑战。2019年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值与2018年持平，部分原因是贸易战导致了出口量下降。

总而言之，回流指数的大幅逆转主要是由于从14个传统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大幅缩减，而不是因为美国制造业产值的显著增长。尽管如此，2019年进口与美国国内生产之间的平衡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内制造业的占比进一步增加。由于利润率大幅提高，美国企业选择从国内采购的商品超过海外采购。

贸易政策似乎也在改变对美出口制成品各国之间的贸易形势。如前所述，从2018年到2019年，美国从中国的制造业进口减少17％，约900亿美元。而2019年美国从亚洲其他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进口量增长了310亿美元。此外，美国从墨西哥的制造业进口量增长130亿美元（见图4）。

注：LCC 代 表指低成本国家或地区 

¹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专门从欧洲进口的产品（如豪华车）需求增加 

资料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科尔尼分析

从这些国家增加的进口主要涉及受关税影响的类别。持续的中美贸易争端显然为其打开了大门。而美国从欧洲的进口增长了230亿美元，大部分是先进化学品和其他特种制成品，这似乎并非由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促成。

科尔尼在另外一份指数报告“中国进口多元化指数”（CDI）中追踪了美国制造业进口从中国转向亚洲其他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情况。虽然中国仍然保持着美国制成品主要生产国的地位，但根据CDI报告，中国进口的占比已经连续六年下降。

2013年科尔尼中国进口多元化指数首次发布时，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占比为67％。到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进口占比降至56％，六年时间下降1100个基点（见图5）。

美国从中国减少并转向亚洲其他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310亿美元商品中，有近一半（46％）转移到了越南。2019年，越南向美国出口的制成品较2018年增长140亿美元（见图6）。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美国从越南进口量的增加并非真的都是把生产从中国转到越南。有充分证据表明，有一部分只是“借道”越南。也就是说，为规避关税，中国生产商先将产品从中国运往越南，然后再原样或经小幅改动后以“越南”产品转运到美国。

例如，2018年5月至2019年，从中国发往越南的电子产品增长78％（从27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而中国发往世界其他地区的电子产品同期仅增长19％。伴随着中国发往越南的电子产品呈爆发式增长，越南出口美国的电子产品增长了72％（从10亿美元增长到18亿美元），而同期越南出口世界其他地区的电子产品仅增长13％。

从中国到越南以及从越南到美国不成比例的贸易流动表明，美国从越南进口量的增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企业规避关税的临时策略，而不是战略性地将生产转移向越南。不过，越南和美国正在完善对转运的监管，这种转运操作未来会逐渐减少。

但无论如何，基于成本考虑，减少从中国进口、增加从亚洲其他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趋势在中美贸易战之前已经持续数年，主要聚焦于技术含量和产业集群要求较低的行业。2018年和2019年，中美贸易战加剧了这一变化。而如果中美最终能够解决重大贸易争端，2018年之前的基于成本驱动的制造业转移趋势还将持续，亚洲各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结构将在未来多年后再次接近2019年的格局，而其速度又将直接与中国和其他亚洲低成本国家的成本差距的拉大和当地其他基础条件的逐渐成长的速度直接相关。

2019年科尔尼回流指数报告新增了近岸离岸贸易比 （NTFR），跟踪美国进口向近岸国家墨西哥的转移情况。近岸离岸贸易比（NTFR）是美国从墨西哥年度进口制成品总额与美国从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制成品总额的比率。

七年前，这一比率一直徘徊在36％至38％之间，也就是说，美国每从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1美元的制造业产品，就从墨西哥进口大约37美分的制造业产品。但2019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比例大幅增加，NTFR从上一年的38％上升到42％，增加400个基点（见图7）。从进口总额来看，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制造业产品2017年至2018年间增长10％，从2780亿美元增至3070亿美元，2018年至2019年间增长4％，达到32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