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嚆矢。滥觞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它们的借鉴意义。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我想循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地振翮……”连日来，这篇题为《生活在树上》的浙江省2020年高考满分作文，连同浙江省写作学会副会长、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大组组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建新的点评引发巨大争议。而关于陈建新身为作文阅卷大组组长，但同时编著高考作文实训书籍、到各中学开展高考作文讲座的消息，仍让其身处舆论漩涡中。

语文教育界业内人士认为，这次浙江满分作文第一时间在刊物上披露，是违规的，而将这样晦涩难懂的作文作为满分作文并且公开，很容易让公众将其当作范文，具有不良的导向性。

对于陈建新以作文阅卷组组长身份出书、开讲座的行为，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原社长王旭明认为有关部门应当查实，若属实应立即纠正并对陈给予处罚。王旭明强调，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岗位应避免潜在的商业化和利益关联，类似出书、开讲座的行为应当禁止。

受争议作文的满分是如何产生的？

在浙江《教学月刊》社的公众号上，关于《生活在树上》，陈建新评论道，这篇作文“第一位阅卷老师只给了39分，但后面两位都给了55分的高分”。

李楠是此次参与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工作的老师之一，也是浙江省写作学会成员之一，此前几年她也参与高考作文阅卷。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作文阅卷而言，今年直接参与阅卷的老师有8个小组，每个小组20多人，以中学老师为主，另有审核组，负责评阅样卷、制定评分标准，评审分差过大的问题卷，审核组由浙大的教师组成。

李楠说，今年浙江高考的阅卷时间为7月13日～21日，审核组老师会提前几天到位，评阅十几份样卷，并挑出几份打分有争议的作文，初步拟定评分规则，等各小组中学老师到达后，老师们会集思广益讨论，并将意见汇总于各小组组长处。组长再和审核组的老师讨论确定评分细则，之后开始试评、正评。

张浩是浙大人文学院的老师，也多次参与浙江高考作文阅卷。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样卷修改和评分细则是陈建新带领大家经过讨论确定的，审核组的话语权较重，陈建新担任作文阅卷组组长，也就是审核组组长，审核组老师的人选由浙大、考试院等参与确定，今年审核组的老师有六七人。

李楠说，这篇满分作文在小组打分中出现争议，三评过后，被送到的审核组，也就是说，这篇作文被审核组抽查时，已经有了39分和两个55分的评分。李楠是在作文阅卷进行到一半时，见到了那篇《生活在树上》。当时，陈建新在和审核组的成员正在讨论这篇作文的评分，并暂定了55分。而最终给予满分60分，是在所有评卷结束后，将所有高分作文进行比较讨论后，最终确定。这一最终过程由审核组完成，中学老师不参与。而据多位参与此次高考作文阅卷的教师称，关于《生活在树上》文中引用的典故、名言出处，在给出满分之前，阅卷老师都予以了查阅确认。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也在8月4日回复满分作文时称：评卷程序没有任何问题。

但即便如此，这篇满分作文甫一发出，还是引发了巨大争议。知名作家马伯庸评价此文辞不配位。北大历史系教授陆杨则在微博中，指出多处文章用词及引用不当，曲解典故，“从头到尾处处都是语义含混、逻辑不通的句子”。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前社长王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称，该作文思想平庸，词汇堆砌，用词诘屈聱牙，是其最大问题。他在其公号发表的文章称，这篇作文“以引代论”过多，“其实，第一位老师给了39分是对的，只可惜这回真理的确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却被多数人和权力否定了。”

原本还要发布10篇高分作文

在《教学月刊》公号8月2日的那篇文章里，陈建新写道：“在我几十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生涯中，这是一篇极少能碰到的考场作文，文字老到和晦涩同在，思维深刻与稳当俱备”，并称将此文打成满分，是恰如其分，也展现了浙江高三学生的作文水准。

文章发布后，随即被删除，《教学月刊》杂志社一位工作人员8月4日对媒体回应称，删除前述微信文章，是因为浙江省高考招生工作仍在进行中，现在发布可能不是很合适。

李楠说，将作文提前发表在教学月刊公号上，实际上是浙江省写作学会与教学月刊的一次合作。浙江省写作学会是省一级的学术机构，成立已有几十年，为了今后能借助《教学月刊》社旗下的《作文新天地》杂志开展作文教学、指导，先促成了这次在其公号上对全省2020年高考考场作文的点评，“写作学会找到陈老师，让他点评一下作文。”

今天，网上流传出浙江省写作学会发布一份的《关于这次高考作文“满分风暴”的几点说明》，李楠向记者证实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说明提到，浙江省写作学会与《教学月刊》商定，由学会参加阅卷的老师在高考阅卷工作结束以后，向《教学月刊》提供10篇高分作文，并附点评。月刊社编辑部本打算在9月号刊登这些作文，为了预热，于上月底先在公众号上发表了其中的一篇作文和点评。引发极大网络反响后，月刊社撤下了该文和点评，其余文章和点评也不再发表。

说明还称，省写作学会与《教学月刊》的这次合作，是由学会会员提议，会长赞同，然后再通知陈建新加入的。陈建新老师并非主导。而且，省写作学会与杂志社的合作，无涉金钱，都是纯粹的专业角度考虑。但目前，发布这份说明的公号已将文章删除，李楠说，“因为公众关注太高”。

在《生活在树上》文章的点评末尾，陈建新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文章表达如此学术化，也不是一般高中生能做到的，“当然，其中的晦涩也不希望同学们模仿”。

但在王旭明看来，文章晦涩，却将其打成满分，又同时公开发表出来，这不很显然是让公众去模仿吗？将这样一篇满分作文公开的行为本身是荒唐的，而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晦涩满分作文公开后，会让公众产生一种将作文写得诘屈聱牙，让人看不懂，也是可以得满分的导向性，“明显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8月5日晚，教育部聘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也在其微博上对这篇作文评论称，文章晦涩，“翻译腔”，并建议“写作教学不要轻易把满分作文当作范文”。他同时还提到，高考阅卷评分应当有保密性，所有参与阅卷者均不得向外透露阅卷情况，这是纪律。这次浙江满分作文第一时间在刊物上披露，是违规的。

“浙江高考作文之父”：

编高考写作书、各地开讲座

据浙大官网介绍，陈建新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1954年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写作学的研究和教学，任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浙江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写作学会副会长。

据浙大人文学院和多次担任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工作的几位教师称，陈建新几年前已从浙大退休，而其担任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大组组长已有20年。鉴于这一背景，一些自媒体将陈建新戏称为“浙江高考作文之父”。

据浙江大学官网介绍，陈建新的课题研究和论文发表基本止于2006年前后，这时陈建新已年过50岁。前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张浩说，2018年，陈建新还出版了一部名为《作家的主体意识和文化重建的镜像》的学术著作。

《中国新闻周刊》搜索万方数据库得知，2010年，陈建新完成了同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张浩说，应该可以判断，近十年间，陈建新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高考作文写作上。

以陈建新为主编之一、集合各中学语文高级、特级教师编著的《高考作文实战实训》，收录了2016-2019年的高考满分及高分作文，并附上阅卷专家点评。这本高考作文教辅定价59元，其营销点是“阅卷专家领衔打造”。李楠称，2016年，为了应对新课标下高考中论述文的出现，陈建新还组织多名参与高考语文阅卷的教师编写过《论述类文章精选精评》。

除此之外，陈建新还在各地的中学开展高考作文写作的指导讲座。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查询发现，陈建新在2017年4月、2018年5月、2018年10月、2019年3月分别到杭州学军中学、浙江省萧山中学、杭州第四中学和位于浙江湖州的德清一中给学生开展高考作文专题讲座。陈建新还担任过《钱江晚报》发起并主办的第六届新少年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大赛评委、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  

在多次讲座中，陈建新提到要切忌套话作文，并曾将屈原、陶渊明、苏轼称为套话作文中的“三巨头”。而据媒体报道称，六七年前，在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组负责人明确提出此类意见后，意见下传至省内各学校，浙江省考生高考作文中引用的名人逐渐由古代转向现当代，由国内转向国外，由知名者转向不知名的人。

讲座中，陈建新还反对矫揉造作的文风，提倡准确、简洁、流畅、明了的语言，他说“写论述文不要掉书袋、过多举例、要提升用词准确性”，“准确性放在语言的第一位”，“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以为用优美的语言和不常用的词语，就是一篇好文章”，写作不是简单堆砌材料。陈建新还开设了名为《高考阅卷名师给考生的考场作文密训课》的网课，在各大平台付费可以听讲，费用为159元至199元不等。

在王旭明看来，无论是出书，还是开讲座，陈建新以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的身份参与其中都不合适。

王旭明说，国家有相关规定，高考命题者严禁在一定期限内严禁出书、开讲座，对于阅卷者而言也应当遵循这样的规定，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应当补充。

因为阅卷者身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岗位，从事这些工作时，更应注重自我角色的隐藏，而不是以此为招牌，四处招摇。既作为阅卷组组长，又在平日里对学生高考作文进行指导，很容易由始至末对学生的日常写作、训练再到考试造成导向性的影响，甚至存在影响高考公平性的可能性。而这样出书、讲座的行为绝大多数情况是以追求商业利益为首要目标，教授给学生的也只是走捷径、投机取巧的应试技巧，而非按照语文教育规律去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王旭明还称，对于陈建新一连担任20年阅卷组组长的现实，也应通过制度设计予以调整，保证3～5年左右更换，确保新鲜血液的补充、人员的正常流动以及阅卷质量。

（文中李楠、张浩为化名）